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外交学院的学生就是外交部的人才后备军，从考入大学就捧定了金饭碗，永清修的是双学位，这在当时相当于研究生。但是永清有自己更多的想法，与其在部委里熬一辈子从二秘三秘慢慢爬，为何不去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试一试呢？

　　当年6月份，她最终做出了选择：自主择业。凭借着自己的语言优势，永清进入了北京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丫头脑子有问题啊，金饭碗不要，非得跑去连脚跟都没站稳的企业，值得吗？

　　这一年的秋天，外交学院迎来了一批新生。

　　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董林一脸稚气，兴高采烈地报完名后心里却并不舒服，交完1000元的学费后，她有些后悔，如果三年前考取师范当一名老师的话，也许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愁白了头。更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四年的生活费怎么办？

　　两个师姐妹在学校中从未谋面，直到四年后，作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的永清在招聘毕业生董林时。这次相逢，回首当年，两人才不胜唏嘘。

　　这一年，中国高校迎来了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自费上学，自主择业，30年教育变革中，她们是教育制度变革最猛烈年代最直接的见证者。

　　大学不再包分配

　　1994年，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这份“意见”，明确了今后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对高校招生改革影响之深远，持续到2008的今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在那个年代，学生完全不需要考虑，只要进了大学，就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伙食补贴，连医疗费都是全免。

　　如果还有人对1977年570万名年轻人涌入高考考场的情形无法理解，从依附在大学生身上的这项福利看看，也许能有一点启发。在这场决定前途的大考中，人生轨迹的变化不言而喻。那时，上大学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占有。

　　按计划地入学，也意味着按计划地分配。

　　“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一个萝卜有一个坑，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负责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的韩经至今还记得，每年的统包统分阶段的分配工作是学生处最重要的任务。当时的情况是，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虽然每个“萝卜”都有“坑”，但并非每个“萝卜”都满意，比如说那些恋爱的“萝卜”。韩经记得，当时学校不提倡谈恋爱，谈恋爱的同学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师在推荐工作时，只考虑家庭住址、成绩、表现等情况，根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推荐会让这些恋人劳燕分飞。

　　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唯一的办法是辞职，人生轨迹的选择权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事实上，在1994年正式下发文件前时，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的试点在80年代中已悄悄铺开。1986年，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要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这一年，全国第一场高校供需见面会举行。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热潮方兴未艾，市场经济抬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来越多，但在当时，教育部的分配指标，只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以前学生就业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个大门，根本没法和企业直接接触，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但到了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联系单位了。”韩经说，到1994年，其实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开始让学生自主择业了。

　　曾经被视为森严的大门正在开启，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