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⑦我们不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好，而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宏观的角度。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分别比作望远镜与显微镜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论文“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