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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行为
在中国，对研究人员进行定量评价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用影响因子来计算业绩，其公式为“期刊影响因子×论文数量=奖金”。金碧辉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创举’，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的关系，期刊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对绝大多数期刊而言，对期刊影响因子作出贡献的论文只是很少一部分。上述公式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少数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很不合理地均摊到全部的论文，结果是人为降低了重要成果的学术价值，又不恰当地抬高了平庸之作。就论文而言，在某期刊上发表论文只能说明经过同行评审，该论文的作者具备了在该刊发表论文的能力；至于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大的学术影响和学术价值，还需要经过世界范围内同行的“评议”，这种评议形式就是“引文”。
二是将影响因子和SCI论文与奖金挂钩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不经意间将“功利”引入了科学。如果科学是为了功利，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她认为，科研管理部门在用影响因子和论文数测评科研人员的绩效时，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家提高论文水平，但这种做法恰恰是在评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上发生了错位。“希望激励科研人员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的初衷无可非议。但从实际结果来说，这种做法是在引导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到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她强调，数据是一种刚性指标，“刚性指标很可能会挫伤科学家的创造力，甚至会扭曲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将科学问题驱动的科研动机扭曲成追求文章数量的科研动机。这是很危险的，对于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和提升中国科学的质量有百害而无一益”。
“愚蠢的中国指数”？
自从SCI数据被作为一种“客观评价”标准以后，科学家们一直在谴责这种做法，中国的科学家们甚至将这种做法称为“愚蠢的中国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
所谓“愚蠢的中国指数”不是指SCI本身的愚蠢，问题在于在它的使用中加入了中国人的不当行为。“在中国，SCI基本上是被本末倒置地使用了。”金碧辉说。
1964年，当美国文献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博士首次提出“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的概念时，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跨学科的检索方法，将数据整合起来，这样，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往往可以为另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带来科学发现的新机会。今天，利用SCI数据，研究人员还可以追踪所在领域的前沿以及自己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从而发现同行的、自己的研究的新价值、发现新的前沿等。
但在中国，SCI却更多地被用于评价。“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包括博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利用SCI强大的检索功能（或其他的数据库）去获得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于是就进入了起点不高的自娱自乐的科研过程。只是当科研成果发表后才来利用SCI检索一下自己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有些人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论文没有人引用？对此，我一点都不诧异。起点不高的平庸之作当然无人问津。”
“在Stupid Chinese Index一词中，我更愿意把Chinese翻译成‘中国人’。因为SCI作为全球的大型数据库，从来没有获得过Stupid SCI Index的称号，相反，它以独特的引文检索功能和强大的分析功能而誉满全球。Stupid Chinese Index正是对目前滥用定量评价指标做法的批评和嘲讽。面对这样的批评，需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不应将滥用的负面结果强加于SCI或定量评价指标。”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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