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切事物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是一定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不确定的”信息(Uncertain Information) 。可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认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 的创作意图是明显的,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明确的态度,只是由于文字处理上的含蓄、凝练,使得后人难以迅速把握其真正旨意(或者说作者的原始旨意) ,因而就产生了理解上的千人千面的效果。

　　今天看来,莎翁作品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解读上的百花齐放的景象本身就是对莎翁作品有益的发展。因而再去粗暴地要求发掘隐于其中的“真实”意图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尽管如此,这种现象还是给信息处理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保证处理过程的意义的准确完整性、限制或消除信息处理中的语义失真。香农(Shannon) 的信息理论虽然声名卓著,但对语义信息也无能为力。W Weaver 指出,信息通讯的语义问题与工程技术方面无关,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必然地与语义无关。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技术手段在保证信息的“形”时,可以做到失真很小或者说“噪音”(Noise) 很小,但在保证信息的“神”时,尽管信息人员的不断努力,仍然显得捉襟见肘。然而,在许多场合下, “神”和“形”都是受众(信宿) 所真正关心的。

　　语言翻译领域便是上述场合中的一种。语言翻译内含着太多理解性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然而它真正的归宿仍然是信息处理(管理) 科学。翻译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相应的经验、规则,对信息源(非应用语言作品,即待翻译作品) 进行转译加工,以成功的应用语言作品(译著) 的形式提供给受众(读者) 。在语言翻译这一信息处理过程中,译者怎样发挥信道的功能,对译著的影响就显得至关重要。人们不由得会问:怎样才算发挥好了信道的功能(进行了成功的翻译) ?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呢?

　　非应用语言作品^ 翻译工作者的劳动^ 应用语言作品信源　　　　　信道　　　　　信宿

　　图1 　翻译:信息处理流程图

　　　　我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严复,1898 年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从此信、达、雅标准成为很长时间我国翻译作者遵守的经典准则,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信”是“准确”、“忠实”的意思,也就是说,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不增、不减、不转原著的思想内容。“达”则是“通顺”、“达意”的意思,亦即在语言处理上,要求符合应用语言的审美规范。“雅”,作者提倡文字古雅。当然,现代人对雅的理解早已跳出这一禁锢,人们倒更偏向于“雅致”、“尔雅”、“注重修辞”等要求。

　　对于翻译的标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先从非应用语言(外文) 原著的信息特征上来进行思考。显然,作为非应用语言著作,不管以什么方式(潜台词或直白式) 表达,相应的思想内容、表述对象是客观固化了的。作者已经(或自认为已经) 将其想要表达的所见、所感、所思以著作的形式完全表达出来,使得原文中富含了“神”。我们称这为原著的实在内容特征。其次,在语言风格或表达形式上,作者应用了非应用语言文化下人们乐于接受的或独特的语言形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幽默的语调”、“冷静的笔触”、或“大智若愚的风格”等等。作品的这些语言风格或表达形式在非应用语言文化下作为一种语言美学上锦上添花的东西为人们所称道。

　　我们把这一点称为原著的语言风格特征。作者以能够最佳表达思想内容、反映语言风格为目的,进行具体的文字组织。

　　这些文字形态可能是非常雅致、悦人的,也可能由于特殊场景或人物性格表现的需要,根本就是不雅或粗俗的(这里我们将“雅”狭义地理解为“文雅”、“尔雅”) 。不论是雅还是不雅,通过上下文,我们都认为其出现自然而不突兀,语言上“通顺”、“达意”。这就是说,原文是有一定的“形”的。姑且称此为原著的具体行文特征。这三个信息特征如溪流般渗透到原著作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从原著的整体,还是某个部分来看,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

　　现在再回到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原则上来,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分别继承或根源于上述的三个信息特征,亦即忠实地将上述三个特征在译著中表现出来(尽管“雅”说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先生的三字理论就其本质,还是“信”的原则。

　　在信息论的启发下,我们认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应该是保证“信息的对等”。

　　首先,这种对等性表现在语义信息的对等上。

　　作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无论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翻译还是不同时代的同渊语言的翻译(如文言文的翻译) ,其目的要么是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方法,要么是介绍对方的思想文化,这些都要求将被译作品的本质意义完整、准确地表述出来。如前所述,信息可能有一些对某部分人而言的未知部分,即“不确定信息”。这就要求译者能够深刻理解原著的深层含义,了解非应用语言文化背景,从而将这种“不确定信息”转变为明确的信息。如果沿用经典信息论的说法,把对失去信息的度量称为熵,那么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便是将语义熵减为最低。这常常是衡量一部译著水平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让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