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季羡林先生2004年当选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之后，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向季老请教，季老在医院中认真做了答复。现将两人对话的内容，摘要予以刊登。
1.膨胀数量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到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项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下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2.制止翻译质量下降需要综合治理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的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很严重，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对于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要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到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到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1.膨胀数量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到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项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下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2.制止翻译质量下降需要综合治理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的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很严重，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对于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要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到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到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